「我做的每一部電影都必須讓我自己感動，我才放心讓它離開我。我們在做的是電影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我的混音室裡留下任何過不去的東西。因為電影不是一次性的，好的電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，是會被留下來的。」
杜篤之，金馬獎史上提名及獲獎最多的電影工作者，總計入圍 41 次，獲獎 13 次，還曾獲國家文藝獎、坎城影展高等技術大獎，更獲邀成為美國影藝學院的會員，可參與奧斯卡投票，藝術與技術成就廣獲國際肯定。你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，但他悄悄放入無數電影中的聲響，早已深植在你腦海中。
《悲情城市》的酒家喧囂、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少年們的說笑打罵、《藍色大門》裡那座清澈沁涼的泳池、《賽德克・巴萊》劃破靜謐山谷的槍聲、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讓人痛徹心扉的大雨⋯⋯還有更多更多，你一時之間難以言說、卻藏在心底深處的共振，都出自他手。
電影聲音——直達情感深處的共振
「夢是什麼？太空是什麼？你感覺空白的時候會聽到什麼？聲音雖然是具象的，但它可以帶領我們進入一些情境，這些情境可能是抽象的，人類的認知與情感卻是共通的。」
杜哥談論電影聲音，從自然物理的各種特性出發，講到後來卻像是哲學，最後又繞回到最基本的人的感受。我們怎麼感知這個世界，如何體會他人的快樂與痛苦——「同理與共感」似乎就是杜哥做電影聲音的秘訣。
「我常常坐在這裡混音的時候，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跟著演員互動。」杜哥很感性，說這句話時能聽見他喉頭一緊，而銀幕上正播放著《陽光普照》陳以文和柯淑勤在山頭上相擁而泣的那場戲。
「我們常常會偽裝我們的情感，但是在看電影的當下，把燈關了，有那麼大一個銀幕，故事一直在發展、在累積，角色一直在經歷些什麼，這個時候，我們的情感就會被釋放出來。」
電影讓杜哥感動，而這樣的感動又以聲音形式被安放回電影裡，於是我們能同理《一一》的某個深夜，婷婷坐在婆婆床榻茫然地低聲傾訴；理解《花樣年華》的周慕雲和蘇麗珍在狹窄的巷弄擦身而過時，不帶言語亦無法更進一步的怦然心動；更下意識地把自己徬徨的心投射進《千禧曼波》，渴望像舒淇那般敢愛敢恨，邁開步伐、瀟灑回眸，呢喃著象徵新世代來臨的內心獨白。
他陪伴電影歷經時代考驗，電影陪伴我們走過生活的試煉
杜哥牽引情感的魔法不只留在上個世代，他持續耕耘不懈，試圖找到最適切的情感傳遞方式，在新世代的電影裡，仍處處聽見他留在角色裡的共振。
於是我們看見《美國女孩》裡，芳儀的倔強與脆弱彼此消長，藉由和白馬的「爭辯」表露無遺；從《老狐狸》裡廖界的孩童視角，回望八零年代的人情冷暖，股市崩盤的那一晚，我們聽不見鄰居的哭嚎和救護車鳴笛，卻又什麼都聽見了；而在《富都青年》，聲響後退一步，讓背景和手銬聲節制地錯落於呼吸聲中，我們心無旁騖地見證了演員與角色融於一身的魔幻時刻。
我們在《藍色大門》裡初遇清新脫俗的桂綸鎂，看著她蛻變成為《女朋友。男朋友》裡內斂又強悍的形象，也見證游安順從《童年往事》到《一家子兒咕咕叫》，同樣迷失且茫然，卻已經從男孩成為中年男人。杜哥用聲音陪著這些演員成長，也陪這些電影歷經時間的考驗，而身為影迷的我們，也被這些電影陪伴著、雕塑著，成為今天的我們。
「信任」是最好的招牌
杜哥位於南港的聲音工作室「聲色盒子」，門口是一個大黑板，寫著所有正在進行中，或是即將接手的影視作品；再往裡頭走，牆面上到處貼滿電影海報，有劇組人員的簽名和感謝詞，走到工作室的最深處，還能看見一整面牆貼著和夥伴們在片場工作的側拍照。
其中一張照片，年輕的侯孝賢導演笑容靦腆，站在雙手抱胸的杜哥身旁，另一張照片則是楊德昌導演坐在窗邊和杜哥對話的身影。整間工作室看不見任何一座獎座，因為對杜哥來說更重要的是電影本身，以及電影為他帶來的眾多夥伴。
「我不會期待夥伴第一次就信任我，這是要爭取的，要耐心地逐步取得認同，但你必須去爭取，因為信任彼此才能釋放出對電影最真實的看法。」
而杜哥取得信任的方式，是對自己高度要求，並對作品全然負責，同時藉由不斷的溝通，找到聲音設計的切入點。
「溝通不必然透過很多討論或是語言，因為導演的個性完全可以從電影裡看到，包括剪接節奏或是表演方法，大部分都可以猜到他想要的、糾結的是什麼，或是看導演指導演員怎麼表演，很淡或是很用力，都跟想要的聲音有關聯。」
我們問杜哥，要如何定義一部電影聲音的完成？他的回答是：「我做的每一部電影都必須讓我自己感動，我才放心讓它離開我。我們在做的是電影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我的混音室裡留下任何過不去的東西。因為電影不是一次性的，好的電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，是會被留下來的。」杜哥對待電影如此慎重。
「我們來想想辦法。 」
在拍攝課程時偶遇技術問題，我們的直覺反應常常是「怎麼辦？」杜哥卻總說：「我們來想想辦法。」這句話完全體現了杜哥從業五十年來的工作態度。如今對業界來說看似理所當然的電影聲音製作流程與方法，其實歷經了重重考驗。
納悶於配音員口音和聲音質感聽起來總是太過「正確」，杜哥試著讓演員自己配音，去塑造角色的背景和個性；不想讓每顆鏡頭的聲音聽起來遠近都一樣，於是根據鏡位調整收音距離；不甘於只用揉報紙當作行走在落葉上的擬音效果，杜哥曾騎車到山裡掃了兩大袋落葉，載回錄音室，讓行走、奔跑在森林裡的場景多了情感，也多了獨特性；他更不滿足於總是用事後配音拼湊出電影的全貌，終於在《悲情城市》使用全片現場錄音。
「我接到侯導的電話後，大概有一個禮拜睡不著覺，因為夢想很久的事情終於要發生了。」
杜哥在這一行走著，或者說是跑著，歷經了五十年，每一個階段的改變都是因為不滿足於現狀，所以衝破限制，進而找到屬於一個時代的聲音。但要改變談何容易？改變，就意味著過去的老方法和技術人員已經無法滿足電影的需求，也就意味著要挑戰舊有的思維與習慣，這對許多人來說都難以接受。
「我就是很想學，一直在想怎麼樣能讓電影更好。」杜哥投身電影的過程，不僅僅是一部台灣電影史，更是電影聲音技術的進步史。
掌握技術，而不是被技術掌握
走過電影聲音的各個發展階段，從類比事後配音、擬真事後配音、單聲道現場錄音，到杜比立體聲、杜比環繞、全景聲，杜哥始終沒有被最新的技術拋下。因為求知若渴，因為總想著做到更好，於是虛心學習，讓不斷更新的技術幫助自己往前推進，更精準地用聲音為電影服務。但杜哥也強調，設備不是決定電影聲音做得多好的關鍵。
「影響最大的，還是你有沒有專心看電影，專心想聲音還可以做什麼事情，所以設備一直在進步、一直在發展，我始終沒有受到這些影響，但是我會一直去了解最新的技術，去想它還可以幫我們在電影裡多做點什麼事情。」
所謂的「多做點什麼事情」便是無數次反覆觀看，在其中找到可以延展情感的空隙，巧妙地加入、減去、雜揉並平衡聲音元素，藉以塑造環境氛圍讓劇情合乎情理，更讓角色立體，一切都是為了讓最後的觀影體驗更為沉浸。杜哥形容聲音元素的拆解與組成，可以想像成光的三原色，調整紅、藍、綠的比例，便能產生不同的光景。
杜哥在工作室裡向我們示範他經手過的許多案例，舉凡場景裡回音的多寡、人物哭聲的細緻與否、腳步聲的輕重與質感，不僅訴說著角色的身體重心，更塑造了個性。所有細節都是決定觀眾能否入戲的關鍵，多一句、少一句台詞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效果；速度更是關鍵，說快了就透露出渴望和急躁，說慢了就多了點懸疑猜想，杜哥像在和這些角色們跳曼波，你一來、我一往，在每秒 24 格裡，找到最適切的節奏。
「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。」
我們每次拍攝課程都要花上一整天，收工後，劇組的夥伴們還在收拾器材，一邊想著晚上要好好放鬆休息，卻瞥見杜哥已經又跑進混音室繼續工作，絲毫不見倦容。
「我兢兢業業對每一部電影負責。」杜哥在第 60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，獲頒生涯第 13 座金馬獎座時這麼說，而我們真的看見他是如此信奉，且實際執行著這項原則。
杜哥的年曆是影展寫成的，年初趕坎城參賽再趕威尼斯，年底趕金馬和柏林，在這期間還有許多部片等待上映發行。我們好奇，一年到頭馬不停蹄，杜哥難道不覺得累嗎？
「怎麼會累？我的工作就是看電影、解決角色的人生問題，這樣上班多快樂呀！」杜哥哈哈大笑，眼睛瞇成一條線。
「每一個行業都會有一些人喜歡自己的工作，我感覺最幸運的就是自己正在做那件事情，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。」
杜哥又說自己的睡眠品質很好，很少做夢。我們暗自猜想，那是因為杜哥的電影夢如此踏實，電影根本無需在他沉睡時入夢。
看杜哥的工作方式和態度，讓我們很具體地意識到，他的幸運並非憑空而來。他的幸運是保有熱情並且始終珍惜，是不眠不休的專注，是堅定地走在自己所選的道路上持續追求突破，也是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強烈的認同感，且由衷地快樂、享受其中。
幸運是當你真真切切地覺得：「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。」
